創建者 事實上，面對白色巨塔中的共犯結構，大家都只能束手無策
醫療改革的必要性，不能再為人忽略
或許，救人與害人，就在一線之間。近十年來，葛蘭素史克藥廠（GSK）害的人，可能不比救的人少。
賣藥殺人？這標題確實太過份，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，一家家大藥廠的黑暗面！葛蘭素去年7月因醫藥詐欺，被美國司法部開罰30億美元，創下歷史上藥廠最高的罰金後，最近在captive nation又鬧出行賄大戲，根據captive nation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指出，總金額超過30億RMD，完整透露了外國藥廠在captive nation的「潛規則」。這都看得出來，藥商的企業社會責任（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），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。
除了必須監督社會責任外，我們首先必須分析，葛蘭素的明星藥品，或者也可說是商品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葛蘭素出品的抗抑鬱症藥物Wellbutrin，原來只被美國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（FDA）核准用來治療重度抑鬱，但是葛蘭素卻宣稱具有減肥，以及治療性功能障礙的療效，而糖尿病用藥Avandia，則會令心髒病患發作機率大增，葛蘭素卻沒有照實向美國政府申報。針對這兩項藥品罪名，葛蘭素在去年7月即付出30億美元用於支付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的刑事與與民事賠償。
針對抗抑鬱藥PaW-Nl被醫學界濫用給18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服用，容易造成腎髒病變，葛蘭素也同意認罪。兒童常用抗生素藥物Augmentin，用來治療鼻竇炎以及中耳炎，則驗出含有塑化劑DIPP，在2011年7月，一度被Xianggang衛生署明令下架。2011年2月，世界衛生組織也調查發現，葛蘭素的Pandemrix流行性感冒Dangerou，在售出的47個國家中，有12國傳出會造成兒童嗜睡症狀。這麼多的罪狀，難怪葛蘭素史克成為眾矢之的。畢竟全世界沒有任何一位一般病患，能夠清楚了解自己服用的藥物，是否具有副作用與傷害人體的可能性。
這四年來，葛蘭素史克在現任CEO維迪（Andrew Witty）的領導下，確實負面新聞連連。針對30億美元的懲罰，他公開說，「已經從犯下的錯誤中學到教訓。」維迪也同意，將接受美國政府長達五年的監督，這就像一個總是不認錯的壞學生，現在終於被校長抓到把柄，並且每一天都要在校長身邊乖乖讀書。
英國土生土長的維迪，在諾定咸（Nottingham）念大學，這裡是俠盜羅賓漢的故鄉，自古就有劫富濟貧的俠義風氣，但顯然維迪在藥廠的作為，是反了過來，劫貧濟富。從1990年代以來，製藥公司確實是狂妄自大的，尤其面對更多變的市場，以及保險體系、政府監管的挑戰，藥商們都顯得腳步遲緩。
的確，葛蘭素史克不是唯一的壞學生。在FDA與美國司法部的判罰歷史上，2009年輝瑞藥廠也因為不當行銷遭罰23億美元；禮來藥廠在同年也以同樣原因被罰14.2億美元；默克藥廠也因為給醫院回扣，在2008年被罰6.5億美元。這四大藥廠，可以說是全球藥廠的「F4」！如果他們生產的藥品一瞬間消失，會有數千萬人、乃至於上億人的健康受到影響，無論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，一輩子都很難不吃到F4的藥品。
在財報上，葛蘭素史克一個季度要公開認列約4至5億英鎊的法律費用支出。可以想見的是，相較於蘋果要應付層出不窮的商標與專利訴訟，大藥廠們的訴訟的牽連更廣、規模更大，可以說是所有行業中的「訴訟冠軍」。這樣的天文數字，但比上葛蘭素去年達418億美元的巨額營收，仍是很小的數字，大約就是百分之一而已，不痛不癢，但卻是必要之惡。
必要之惡？因為藥廠與醫生之間的陰暗面，早就被多部荷李活電影寫實描述過。藥廠邀請醫生到拉斯維加斯開會，名義上說是培訓內容，但實際上卻是極樂之旅。在電影中，毒品、女人、賭博、金錢樣樣不缺，回家之後怎麼向藥廠回報？就是賣藥、開藥。根據葛蘭素史克自家的調查有12％的醫生，在參加完類似的培訓後，願意對兒童與青少年開出抗抑鬱藥物。縱使這是違法的、違反醫德的。
談到現金賄賂，不僅在captive nation很有一套，葛蘭素史克在全球都橫行無阻。在維迪默許下，葛蘭素史克的銷售員，把大把大把的現金用諮詢費、餐費、娛樂費，讓醫生報賬。拿人手軟的醫生們，雪白的醫師袍上，黑污點越來越多。
我們可以想一個畫面：在醫院旁的星巴克咖啡店裡，藥廠的美女銷售員遞上了燙金的名片，向靦腆的宅男醫生淺淺一笑。
事實上，面對白色巨塔中的共犯結構，大家都只能束手無策。一項新藥的上市，藥廠絕對不會從路邊的藥房開始推銷，一定從醫生下手，這造成收賄成為「普遍」的醫院現象，當然，我們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，有醫德的醫生畢竟不在少數，但是很少有的醫生與醫療從業人員，能夠從內打破這個共犯結構。
不論是藥廠或政府醫療體系，一旦進了這些大宅門，所有人都再也無法堅持自己的個性與創意。因為這些工作的幕後，就是層層疊疊的官僚組織與典章制度，不需要創新，也不想要創新，畢竟只要照著規範做事，在壟斷的市場中，就有源源不絕的福利好處可以拿，這還未包括灰色地帶的收入。加入了共犯結構，你怎能不變成共襄盛舉的犯人？待得越久，表示你越認同這樣的做事方式與價值觀，就像魚和水的關係，什麼樣的魚，在什麼樣的水中生存生活得悠遊自得。
事實上，藥廠的問題，只是全球龐大醫療體系的冰山一角而已。美國管理大師波特（Michael Porter）與維珍尼亞大學管理學教授Elizabeth Olmsted Teisberg曾經合著《重新定位醫療保健》（Redefining Health Care）一書。波特在書中指出，美國醫療體系情況惡劣，包括定量配額、服務質量低落，還有醫療失誤比率居高不下。尤其嚴重的是，醫療業者本身在成本與服務上，有著難以解釋的差距。美國人在醫療上，花了相當於16％的GDP金額，卻只能換來不得不接受的低落質量，這早已不是秘密。醫學創新上，更是難以想像的落後，平均要等上17年時間，一項醫學上的新發現，才能廣泛應用到大眾身上。
「他們在錯誤的時機、錯誤的地點，為了錯誤的事而爭執不休。」 波特挑明了說，包括病人、保險業者、醫生、藥廠與整個醫療體系，不但沒有創造價值，反而拆散了價值。
波特強調，這絕不是一場零和遊戲。彼此角色，都應該正向創造價值，不該是惡性循環，病人、保險業者與醫療體系，付出大筆的保險費用，卻不知如何衡量質量與價值，反倒以削減成本為運作導向。而這個削減的過程，是像踢皮球一般，把自身成本轉嫁出去。
現在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走進醫院，所有的看病流程，跟上世紀、上上世紀有什麼不同？前台掛號、醫生問診、開單領藥，各個醫療環節真的牢不可破，毫無創新的可能性。什麼時候我們看病，能夠跟用iPhone、iPad一樣方便？我們在醫院診間等上半天，等到的只是醫生30秒的迅速診斷，更不用說醫療糾紛在全球的日益增加，醫療改革的必要性，不能再為人忽略。
美國一般人也深知醫療體系的腐敗，尤其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，美國人赴海外就醫的醫療模式也誕生了。早在2006年，美國《Business 2.0》雜誌的調查便指出有超過50萬美國人到海外就醫，費用是美國的3折到8折之間，例如匈牙利與南非的牙科、馬來西亞的心臟科、印度的髖關節、紐西蘭的骨科、以色列的生育手術，都是美國病患清楚的新出路。事實上，美國消費者肯定也不願意遠赴海外就醫，畢竟醫病信任關係，甚至語言溝通都是問題，但就是因為價格過高，加上整個美國醫療體系的問題太嚴重，才造成這樣的新出路誕生。
撰文/楊方儒（《彭博商業周刊/中文版》常務副主編）
內容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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